如何保障“新市民”的“生老病死”?

2011年，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%。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，成为新市民。这些新市民与农民工和其他流动人口不同，他们失去了土地，拥有了城市户籍和住房，他们是新市民群体。

如何保障“新市民”的“生老病死”？“新市民社会管理”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新问题。这个新问题所预示的，将是中国城乡管理体制和城乡管理思想的大变革。

　　城市首超农村人口只是城市化的起点

社科院在京发布《社会蓝皮书：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》。蓝皮书指出，2011年，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%。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表示，这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。

如果不是单纯用户籍来统计这一数据，就城市目前实际所容纳的流动人口都计算在内的话，城市实际人口可能早已超过了农村乡村人口的数量，平时，随便到哪个乡村走访一下，十之八九的家庭都有人在城市打工，而随着这两年很多地方城市的扩张，一些中小城市户籍的放开，让很多原本是“农业户籍”的家庭一夜之间变成了城市居民，而还有不少地方，已经打破了城乡之分，只用“居民”来体现户籍，理所当然的也成了城市人口。

推进城市化建设，让农民成为城市居民，由农变成“工学商”，既是解决农村富裕人口的有效方式，同时也是大势所趋，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，应当看到我们离真正的城市化还有相当长的距离，现在“新型的城市人口”，只是我们户籍制度上的一种体现，既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之中，很多的制度保障也非原城市居民所能比，解决这些新型城市居民的所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，让他们真正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城市居民，是摆在很多城市管理者面前一道艰巨且复杂的工程。

除了解决人的问题，另一方面，现在很多城市面积扩张很快，有些城市扩张只是在地图上“画圈”，原有的城市基础配套设施相对较完善的同时，对于新扩张的城市区域，各项设施都非常薄弱，而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居民，虽然也算是城市居民，但无论是住房、交通、入学入托，医疗等等都远远落后于原有的城市区域，经济发展及个人收入还有福利保障等也更非城区可比，而一些城市的管理者似乎有有意无意的“忽略”了这一点，从城市区域图上看城市是扩大了许多，但离真正的城市还相差甚远，有些基本上还只是挂着城市招牌的乡村。

幸福的城市生活，不是简单的体现在户籍上，他需要各方面设施的配套和保障制度的完善，日前有媒体报道说，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广东督察，在参加广东省农民工工作情况汇报会上，杨副部长和广东省政府在谈到新时期解决农民工问题时“不约而同”的没提“城市户口”，而是提出了“十个有”，既“进城有工作，上岗有培训，劳动有合同，报酬有保障，参保有办法，住宿有改善，子女有教育，维权有渠道，生活有文化，发展有目标”；依笔者看来，解决好这“十个有”，也就真正解决了“新型城市居民”的根本问题。

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一些地方为了推进城市化建设，目标不是想方设法帮助新市民解决各种实际问题，而是把城市户口当成一种标志，似乎解决城市户口，农民就成了“城市居民”，结果，由于制度缺乏配套，农民虽然有了城市居民的“身份”，却很难享受到原城市居民相应的待遇，除了拥有一张城市户口之外，实际上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，甚至还不如从前，成了乡下没土地，城市缺立足之地的“半拉子市民”，其实这完全是曲解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本质，更是一种懒政的体现。

记得在上海世博会期间，有一个口号是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，实际上这也应该是推进城市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，现在，从数字上我们的城市居民已经超过农村乡村人口，怎样让这其中的“半拉子市民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，既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实际问题，同时也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，更是一项巨大的民生工程，因而，据此作为一个新的起点，向真正的城市化目标迈进，需要做的工作确实还有许多。(四川新闻网)

　　新市民群体边缘化生存

低保障、忧未来：胡杏云的“半城市化”生活

如果没有拆迁，胡杏云的乡村生活算得上优越。作为安徽池州市梅龙镇的乡村医生，她有技术，与他人合伙开了一间诊所，并被纳入新农合的定点医疗点，每年的行医收入不菲。对稳定富裕的生活，胡杏云充满信心。然而，快速来临的城市化改变了胡杏云和乡亲们的生活。

一年前，胡杏云所在镇要建立新产业城，被列入征地拆迁范围。按照补偿安置协议，她家的土地补偿加上房屋拆迁补偿总共获得了18万余元。而购买两套新房需支付7万元，缴纳养老保险需1万余元，剩下的10万余元对胡杏云来说是“最后身家”。

在胡杏云的村子里，许多村民和她一样对未来的生活感到担忧。没有一线大城市郊区优厚的补偿，胡杏云和乡亲们很难成为“拆迁富”，而低保障和低补偿，更让他们陷入城市化的焦虑中。

“这些钱将来装修完房子之后估计所剩无几了。”胡杏云说，我们顶多只能算半个城里人，对城市生活没有什么期待，反倒担忧很多。前半辈子享有的土地、宅基地、诊所等资产转瞬即逝，换来的一点货币补偿将来只够补贴到装修房子中。地方政府给的保障只是最基本的养老保障，而且对她而言还要等到十几年后才生效，中间十几年的生活靠什么，她深感不安。胡杏云说，现在没了诊所，她只能赋闲在家。全家只靠丈夫每月1500元的打工收入维持生活。

这几天胡杏云又多了一件烦心事，刚刚解决了户籍问题，读高三原本准备考艺术专业的儿子，考虑到家里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，死活不愿意再花费家里的积蓄读书。“孩子很懂事，进城上学本就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，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思，但是孩子是我们的希望，如果他不去念书长出息，我们改变半城市化命运的过程可能更漫长。所以，我们再苦也要找好老师给孩子补课，让孩子有机会去读好学校。只要他能考得好，我们也想办法去找找关系。”胡杏云说。

　　高支出、低收入：能人王勤国的“吃老本”生活

王勤国，55岁，原武汉市江夏区周店村农民，2004年搬进了武汉市南湖社区，成为进城的新市民。

王勤国被村里人称为能人，早年当过生产队长，开过手扶拖拉机跑生意，后来承包了村集体80亩鱼塘，搞起了养殖和农家乐，年收入近20万元，日子过得很红火，成为十里八乡羡慕的对象。地被征后，他一家洗脚进城，按照当时的政策，全家获得了3套安置房和17万元现金，老两口还办了医保和社保，60岁以后就可以领退休金。一线大城市郊区不错的补偿让王勤国十分高兴，当年他就给两个儿子举办了婚礼，全家人都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。

然而渐渐地，他发现城市新生活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。

住在三室两厅12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，王勤国的心情颇为复杂。形式上看，他和城里人一样住进了高楼，成了社区居民，甚至居住条件优于一些城市居民。可是，就像他至今都没有拿到这安置房的房产证一样，眼前所拥有的一切，让他总欠缺一些安全感。

原来，土地被征收后，两个儿子只好买了两辆无牌照的“黑卡车”，给建设工地拉土石方，每个月每人赚1000多块钱，两个儿媳妇则在超市做临时工。全家每月总收入不超过5000元，但城市生活的开支却越来越大。

王勤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家里4个人每月缴纳社保医保费1950元；三套房子的垃圾、水电、煤气费共400元；两个孙子上幼儿园的费用每月接近2000元；还有6个大人每月的生活费2000元。粗略计算每个月开支超过7000元。

“本以为进城不种田可以享福了，可谁知道还得靠‘吃老本’生存。”王勤国说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他去年开始来到汉川的建筑工地上打工，一个月挣1000多元。“有了这点钱，两个孙子到我这来，买点饮料小吃我也能供得起了。”

南湖社区目前居住人口近万人，大部分都是进城的新市民。这些人进城后，居住环境比以前改善了，体力劳动强度也比过去减轻了，但心理压力却比以前大多了，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稳定的就业，进城就意味着“吃老本”。

住远郊、缺认同：张桂香的“城市边缘”生活